兩宋插花亦有“支流形式”，即尚疏朗橫斜，往往每瓶僅取一枝，這正在其時繪畫中不乏實例。取之響應，瓶不只須小，且應狹口長頸，庶幾便于制型而有清峻之美。魏晉六朝以迄于唐，風行侈口長頸腹如垂膽的“膽瓶”，插入荷花蓮蓬，以之禮佛；宋人之于花瓶形式則頗有創制，如觚式，卑式，琮式，都不見于前代，但其靈感卻出于複古。北宋是吾國考古學大興的時代，關、洛等地，先秦古器物大量出土，珍藏研究古器物則是彼時士人之風氣，歐陽修之撰《集古錄》手稿迄今尚存，趙明誠所撰《金石錄》尤爲精博浩繁，宋徽敕命編修的《宣和博古錄》則屬集大成之舉。好古催生了擬古之行，引先秦古銅、玉器制型爲糊口器皿遂成爲一種被付諸實踐的思緒，並且獲得了成功。今天人們豔稱的宋代出戟卑、琮式瓶、貫耳瓶、弦紋卑、鼓釘洗等青瓷器，考其原型，其實都源自周秦而不見于六朝隋唐。近人揚之水說“宋代花瓶正在抽象設想上並沒有全新的設想，只是選擇了制型漂亮的幾種，使之從古已有之的瓶罌樣式中出來”（見《宋代花瓶》，收入《終朝采藍——古名物尋微》，揚之水撰，三聯書店），並不精確。宋代的擬古青銅花器，材質大率爲瓷，體量大大縮小，使之由廟堂禮器變爲案頭陳列；原有的繁缛紋飾一概略去，僅以色釉爲，亦轉堂皇而爲幽雅，其實是精微的創制。室內插花的風氣自茲連綿至近世，明清以來瓶的形式尤爲繁複至不成勝舉，保健品但士庶都僅視其爲點綴糊口的遣興余事，從未上升至哲學的層面，付與其苛冗的規條取意涵，更沒有如東鄰之衍生爲諸多各是其是的——此所以被客人激昂風雅引爲某“流”之“”時，我雖然銘其不棄，然終不敢不亟謙謝之。此客或不失勤學之士，然未得門迳——蓋插花者，小道也，解得多讀書、看古畫、辨草木、擇器皿，便可隨便下手，天然不俗，何用投師于東人耳。

屬于高座具的“胡床”魏晉時傳入華夏，人正在此物上須垂腳而坐，形姿已近近代，雖然舒展適意，其時卻被視爲失禮。侯景是東晉有的軍閥，粉碎力堪比漢末董卓，《南史·賊臣傳·侯景》說他“床上常設胡床取荃蹄，著靴垂腳坐”——出格強調今人至爲尋常天然的“垂腳坐”，即因正在其時這尚屬放誕倨傲，史家以此志侯景的恣肆。起坐形式的改變至宋代始告完成，糊口于南北宋之間的學者莊綽稱：“前人坐席，故以伸腳爲盤蹲（傲慢之態），當代坐榻，乃以垂腳爲禮，蓋相反矣。蓋正在唐朝，猶未若此。”（莊綽《雞肋編·卷下》）前引《水浒傳》第十四回，吳用會齊了阮家三兄弟“入酒店裏來，都到水閣內揀一副紅油桌凳”——景象已和我們現正在去小館子吃飯找座全然無異。

兩宋城市之富庶遠過于唐，南北都有“自古富貴”（柳永語）的城市——東京夢華，西湖茂盛（宋孟元老撰《東京夢華錄》、宋佚名撰《西湖白叟茂盛錄》，別離記錄汴梁、臨安之城市款式、闾巷風尚，皆社會取城坊史之出名文獻），僅從時人筆記中就能夠窺見。生齒正在城市的集中和膨縮，令空間亦漸覺擁堵，前有廳堂後有園囿的抱負居所對而言僅是想望，改善棲身前提的“剛需”其實古已有之，惟近年尤劇而已。蘇轼《黃州春日雜書四絕》其一！

三，插瓶選葉，雖爲配襯，其見做品匠心，更甚于擇花。蓋名花到處不難購買，配葉則需慧眼搜求發覺。大體則葉細碎者爲上，肥闊者次之；蠟質者光澤幽烨而耐久，被絨毛者不勝用。

——詩實平淡，卻和晚清措辭的“後輩書”一樣，因不憚繁瑣地記實下其時的日用什物，成爲考辨過往俗世糊口之可托而爲官修文獻所阙載的史料。紙窗，胡床，焚噴鼻的鴨型銅爐（銅鴨），墨，硯，屏風，小瓶……這些迄今猶是逃求古典氣概居室中的必備件。而“芙蓉紅軃（音duǒ，傾斜之意，指花枝倚側將殘）菊花黃”，則恰是此時的仲秋光景。兩宋中産以上之家必有書房，它凡是系由大屋中隔出的一空間，狹小而私密，宜于獨坐，或和一二密友清談枝春春和年月。仍看前引《水浒傳》第十四回，公孫勝初到晁蓋莊上，先正在“後堂吃茶”——此屬客堂，天然未便于開講“十萬貫金珠寶物”，所以公孫勝說“這裏不是措辭處，別有什麽去向可坐？”，晁蓋便“邀那先生又到一處小小閣兒內，分賓坐定”。晁蓋雖然是粗武之人，但做爲出名鄉紳，家中必需有此一間“小小閣兒”的書房——葛詩所記諸種文玩陳列，這小閣內亦應大率置備；“小瓶”則已是此空間中不成缺之要件。

——雖屬文言，遣辭並不艱澀，腳以我的立場。花器不必格于程式，花材尤可隨所遇而取之，毋用固執，但有幾條，因自經驗中得來，似乎尚值得拈出？

以器皿插時令花果做爲室內的陳列，亦興起于兩宋。並非說此前吾國尚無瓶花，只是還不算流行而已。促成這一風氣構成的是棲身形式的改變，即高桌座椅的漸行普及——之前的漫長歲月，國人則是于坐席上或憑幾案跽坐。兩漢畫像石甚至六朝繪畫中，彼時之居室取糊口場景到處可見，室內款式莫不以幾案爲核心漸次展開，排列坐席，並以屏、幄、帳、扆等爲區隔，以明乎從客卑卑和功能空間——此種居室至爲簡練，家具既少，尤罕陳列。

我插花沒有師承。不單未窺東瀛諸“流”，本國名著如《瓶史》之類也沒翻過。晚清文士好大雅而耽逸樂，評茶論酒，顧曲莳花，傳下講“糊口之藝術”（林語堂語）的專著良多。不像宋人，僅是詩文裏間或提及一兩句，最多如歐（陽修）、蔡（襄）的寫篇文章——終究是逛冶之類，特爲做一部書，還感覺不屬儒者正業，有些欠好意義。歐公名文《牡丹記》，取前輩邵雍的詩《插花吟》合看，頗能窺見北宋承平年月的安泰。康節先生正在他的“安泰窩”簪花醉歌，此系城裏老的灑落；而吳學究逛說石碣村，撞見打賭歸來的阮小五，那厮鬓邊亦“簪著火紅一朵石榴花”（《水浒·第十四回·吳學究說三阮撞籌公孫勝應七星聚義》）——城市取江湖，文士和洽漢，宋時須眉愛花，倒是遍及的風習。

又，可用木本時，即不消草本；有隔年木本，即不消本年新枝。此條不需多注釋：木本之瘦硬質感，永非草本所及；且統一動物，隔大哥枝必較嫩條更見遒勁罷了。

插花而有門戶，是的特色，島國之民極盡細膩微弱，曆來盛出將簡單事複雜化的大師。插花正在彼上升爲“道”，亦不免小題大做。園林、插花，沈情境韻致，取吾國固有的審美取向頗爲融通，所以正在被照單接收複制，並不感覺高聳——這是題外話了——總之是強調意境，逃慕天然趣味；但一面又門戶森森，規條繁苛，一切行事都有軌制——微覺割裂。

——東坡措語喜誇張，黃州是他遭貶谪外放之地，從來都不算大城，人居應不至如斯濃密，而如許小地面亦有逛走闾巷的賣花人。把此詩取陸逛的名句“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”合看最成心思，能見兩宋愛花之已成涵蓋大城取小邑的遍及風習。《東京夢華錄》卷七：“（三）月季春，萬花爛漫，牡丹、芍藥、棣棠、木噴鼻，各種上市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，歌叫之聲，清奇可聽。晴簾靜院，曉幙高樓，宿酒未醒，美夢初覺，聞之莫不新愁易感，幽恨懸生”，恰是上引兩詩之注腳。此種鋪排于竹籃中的折枝花草買回家，即選前述之“小瓶”貯水養之，置諸案頭，自饒清趣，數日既謝，易而換之，所費無幾。

“小瓶”的燒制，近數十年頗爲冷門，清麗者甚不易得。概因易幟以來，“乾撼坤岌，紛擾”（陳寅恪語），強力介入民活，保守的大雅之行，多被新時代視爲陳舊迂腐趣味而匿迹，日漸粗粝，插花既成罕事，器具自無人講究了。余性近天然，愛花成病，每見好花枝而欲供養案頭，常苦無佳器；性又嗜茶——茶席上沒有瓶花，尤爲缺憾。吾國近年因插花風氣的中綴，南北窯廠燒制花瓶雖然仍不少，但悉爲體量高峻的陳列器，只能置于室內某一固定，未便挪動。宋人書齋案頭專供插花的小瓶，不單燒制瑣碎操心，取利亦無限，遂罕有人涉腳。所謂“夢寐以求，反求諸己”，我因之正在做茶碗的同時，也制了很多花器，而尤以“小瓶”爲大。這些瓶子高度多正在一拃之間，因弗欲量産，盡出手工，器形乃能任意爲之，有些已不正在保守的範圍中了，但其審美趣味，仍應歸于古典做風——北師大王甯傳授拾掇章太炎先生正在教學《說文解字》時門生周樹人、錢玄同、朱希祖所做筆記，曾獲國度高檔院校古籍拾掇委員會的經費贊幫，其實太炎先生著作以年代論，絕非“古籍”，評審者亦是出于認同其內容的純粹古典精力而做的變通。對于均衡前人和時代之間的標准，我曾撰一條筆記談及。

進入垂腳坐的時代，各式今人熟悉的高家具才漸次呈現和成熟，人的居室不複魏晉之前的疏簡清曠，分歧功能的空間有了取之對應的家具和器皿，茲無意詳談。說了這麽多和插花不相關的，似乎是扯遠了，其實恰是宋人糊口情況的異于前代促成了瓶花進入日常糊口，故不得不有此一番饒舌。且看一首南宋葛紹體《東山詩選》中的七絕！

其一，甯少勿多，甯疏勿繁。一瓶既得，不妨頻頻端詳，無關緊要之花葉，一概剔除——川濑敏郎氏，插花確能得蕭疏明朗之致，然亦無它奧秘——敢于下做減法罷了小瓶誰寄一。以此即受跪拜，被卑爲“大師”，亦覺見識淺短。

已經有客人正在店內浏覽，突然問：“你插花是‘××流’嗎？我們是呢！”我驚詫——那“××”聽著耳生——繼而答：“沒有‘流’。”！

客有好古者，顧余曰：“子所制瓷，美則美矣，然器形多弗遵古制，吾不取焉。”余笑：“子推沈趙宋之文教，獨不記宋徽之言耶！彼大不雅中取群臣刊定禮法而謂，‘周因于商，所損益可知，而不相襲。善法古者，犯警其法，法其所認爲法之意罷了。’——此議甚是。余志亦不正在仿古，抟新鍛異，以寫我心、合人用罷了。今古糊口分歧，器物何須一味因襲？使宋人見我，未必不稱善耳。”？

一日取蕭先生閑談，我說：“從商以來，心力俱疲。山中制瓷，滿面塵灰；坐店待客，殚慮竭神……”語未竟，他道：“我看你至多正在店裏挺輕松的，也就泡一天茶，沖進來的客人翻個白眼。”——聞之大笑，童貞男大率有挑剔的弊端，所謂“翻個白眼”確是有的。我之插花既無承傳，弗所師從，姑名之“白眼流”，可矣。以上拉雜瑣談，絕無統系，支離可哂。然不憚地寫出，實出求教于同好之意。“嘤其鳴兮，求其友聲”，倘獲斧正，何幸如之。